渣滓洞煤窑

渣滓洞监狱旧址

　　渣滓洞原是商人程尔昌开办的煤窑，由于出煤质量差，销路不好，常常堆在炭坪上，等着车来拉走。挖出的煤里煤矸石多，有时挖出一车煤来，大半都是没用的煤矸石，象渣滓一样堆在炭坪上，越积越多，一来二去附近的老百姓顺便把这个煤窑叫做渣滓洞了。

　　程尔昌，1886年生于磁器口张家场。其父经商，在井口詹家溪一带置有大量田产。父亲死后，23岁的程尔昌变卖了田产，开办了“德记”字号，主要经营棉纱、煤油、盐、糖、五金等。由于磁器口是当时巴县主要的水码头，程尔昌又颇有经营头脑，“德记”生意兴隆。以后，程尔昌以“德记”招牌，以单独投资或是采取与人合股的方式，先后在今天磁器口至烈士墓一带的土地堂、渣滓洞、青草坡开办了三家炭厂，开采烟煤。在临江门开了一家炭房，专销这三家炭厂生产的煤炭。渣滓洞煤窑开办于1920年，具体事务由工头周文华负责，可能是选址的问题，出煤一直不好，渣多煤少。

　　此外，程尔昌还开办砖厂、丝厂、建筑公司、钱庄等。同时，程尔昌还热心教育事业。程尔昌1928年被委任为龙隐镇镇长和巴县第一区区长之职，对改变磁器口的面貌做了不少工作。

　　1929年程尔昌辞去镇长和教育委员职务，全力投入自己的生意。由于世界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经济大举入侵，中国的民族工业普遍难以为继。程尔昌经营的渣滓洞煤窑由于生产成本高，产品积压多，出煤的质量也不好，有人提出是开错了路，需要另开煤道。反复勘察后，程尔昌采纳了这个意见，内忧外困下他的资金周转已很困难，1931年8月，程尔昌亲自到自贡找他的好友——曾任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的欧尔彬处借钱。由于程尔昌的工作习惯是事必躬亲，长期的辛苦操劳，早已使他积劳成疾，加上旅途的劳顿，竟使他一下病倒了。经查，已是喉癌晚期，一个月以后，程尔昌客死于自贡。

　　程尔昌去世后，渣滓洞改由债权团管理。

　　军统局看守所

渣滓洞监狱内院

　　1938年冬，军统局由汉口撤退到重庆。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连续轰炸，军统局办公地点观音岩罗家湾也受到严重威胁。戴笠派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到重庆效区寻找交通方便，能避免轰炸的乡下地方，租所房屋供军统局存放档案，并将一部分单位迁移到乡下去办公。

　　大约一周后，军统局租下了歌乐山脚下五灵观的缫丝厂，原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办公的司法科、警务科、统计科、文书科等单位转移到五灵观。戴笠称这里为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并指定文书科科长刘启瑞兼任该处主任。以后，又将白驹的公馆租下作为看守所，被称为白公馆。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必须另觅新址关押白公馆所关犯人。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到处察看，终于选中了渣滓洞。渣滓洞离白公馆约四、五华里，地处偏僻，此时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在维持着这个产量并不高的煤窑。沈醉发现了这个地方，他看中这里地势的险峻陡峭，山坳里被煤矸石堆起的一块很大的平地和平地上已有的一排矿主办公和井下工人居住的房子，认为“这个地方作监狱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只要把这块平地用高墙电网一围，犯人就是插翅也难逃出这个山坳，因为三面的山峰陡峭高险，人很难攀登，前面的山谷很陡，只有一条通往磁器口的羊肠小路。小路右侧山崖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碎石路，这是煤矿为了用车往外拉煤而修的。只要在这条路的山崖上修一岗楼，派一两个士兵把守，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沈醉把这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并领着戴笠亲自去看了一次，戴笠很满意，说：“就定在这里。”可是，当沈醉带着几个特务去跟矿主交涉时，矿主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胖老头，一听我们要占这个地方，就急得汗流满面”(沈醉语)戴老板已经定了的事，沈醉怎敢不照办，对矿主一番吓诈，矿主仍不松口，矿主气得脸色发青，双唇哆嗦地说：“你们能买下我的煤矿，但能偿还我这十多年的心血吗?你如果硬要占这块地方，我就死在这里!”沈醉硬梆梆地扔下句：“这块地我们要定了，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协商不成，特务出动武力去封煤矿，矿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以死抗争，当着特务的面上吊自尽。“当时听到部下向我报告矿主的这个消息时，我也有点吃惊，没想到他真的这样做了。我赶到渣滓洞时，人们已经把那个矿主从上吊的地方放了下来。他面朝天躺在矿井里，舌头伸得很长，两只眼睛都快突出来了。旁边一个特务对我说，他们来封井的时候，他死活不让，他把一根绳子拴在井口的一根横木上，对特务说：‘你们要是封井，我就吊死在这里。’特务根本不理他的茬儿，继续往井口运石头塞口，他就真的吊死了。”(沈醉语)

　　渣滓洞自成为监狱后，老百姓便不能随便通行了。

　　渣滓洞旁边原来有一条小路，是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童家桥的捷径，这一区域划为“特区”后，则禁止通行，老百姓要从歌乐山去磁器口必须绕道一、二十里路，但也没人敢擅闯禁区，当时有民谚：“莫走危险坡，谨防子弹穿心窝。要下通远门，绕道江北去过河。”说的就是这里，解放后，这条小路才能自由通行。

　　抗战时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3——1946年)，其实是白公馆看守所迁往新址后的异名。它的组织、人事、“人犯”来源同在白公馆时基本一致。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很多革命者被枪杀，大部分军统违纪分子被开释，其余的则和渣滓洞合并，成立保密局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4月，所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一度闲置。

　　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

　　渣滓洞的再度开张不能不谈到1947的“六一”大逮捕。1947年2月，国民党查封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华北学生倡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抢在“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这就是“六一”大逮捕。“六一”大逮捕为全国性统一行动，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居全国之首，被捕人员大多关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本部“漱庐”，少数关在警备部和广播电台。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又由地下党员陶敬之等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后援会”，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于各界的压力，不得不开释部分人员。截至7月，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在“漱庐”仍有20余人被认为是嫌疑重大，问题复杂，既不能轻易放掉，又不便移交地方法院处理，只好暂时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关押。

　　眼看漱庐看守所即将结束，各单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撤走，这批决定长期监禁的“要犯”，究竟由谁接手?在捕人的时候，各特务机关以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于是纷纷出动，没想到到头来此事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于是几个特务机关相互推诿。扯皮了将近半年，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南京高级情报训练班回来，行辕会报终于通过警备司令孙元良的建议，命令徐远举接管。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集中营都设“感训队”，办“青年训练班”等情况，决定按国防部下达的“俘虏感训办法”，将这批人编为“感训队”，送往渣滓洞监押看管，对外挂“爱国青年感训大队”招牌。于是，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又旧店新开，再次关押“政治犯”。